当温迪嬷嬷走进马奈的酒吧

对某些读书人来说，有一类书很对胃口：即由某位专家执笔，用非学术化语言和情节性的叙述结构，举重若轻地向公众全面介绍某学科的历史和知识。在英美学术传统中，这种“学术故事”的写作造就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名著。其中，罗素的《西方的智慧》以及英国艺术史大师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而英国温迪·贝克特嬷嬷所著《绘画的故事》也在致力于延续这一伟大的写作传统。

“绘画史就是一门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但由于美术史家使问题复杂化了，它的价值往往不为我们所认识。如果我们抛开史料的繁复，单纯地沉浸在故事的奇妙之中，我们是在重申我们天赋的权利。”———这就是温迪自述的写作目的。她将画家的生平描述、艺术风格及技法的演变、代表作品的选择和赏析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的故事情节。

在《绘画的故事》中，温迪对基督教题材绘画精致入微的描述，证明了一部感同身受的美术史的迷人之处。她在450多件作品之中选出32幅，然后通过各个放大的局部进行深入分析。这时，温迪的眼睛就像“放大镜”和“聚光灯”，时而对准画面的中心直入主题，时而又似不经意地探照被我们完全忽略和漠视的偏僻的一角。

例如，她在佛兰德斯修士博斯画的《死神与守财奴》中，发现了左上角天窗上一个小小的基督受难十字架，一束光从那里泻向守财奴的病床，守护天使焦急地请求上帝拯救守财奴的灵魂，想把守财奴的注意力吸引到十字架上，但他根本没理会，执迷地看着巨大的死神和送来最后一袋金币的魔鬼。这时，如果没有温迪的“放大镜”，我们大多数人也会像守财奴一样漠视那个画笔潦草的十字架，而把注意力投向描绘精细奇特的魔鬼身上，从而错过“争夺守财奴灵魂的斗争”这个核心主题在画面上的表现。

从“西方绘画之父”乔托描绘耶稣与叛徒对视的《犹大之吻》到伦勃朗赞美基督教婚姻的《犹太新娘》，温迪由衷地赞美着大师画作中神性之光的无所不在。她的“故事”的说服力和她善于发现灵性细节的眼睛在对宗教艺术的描述中登峰造极，并且深切地教导和感染着读者。然而，当时代走到19世纪80年代———一个被尼采称作“上帝死了”的时代时，温迪来到了“现代美术之父”———马奈作于1882年的《恋人游乐园酒吧》面前。这时，她将要给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和绘画法则都在发生突变的时刻。

还记得温迪嬷嬷的黑衣白领吗？恋人游乐园酒吧女郎苏珊同样也是黑衣白领，但黑色的紧身衣和白色的花边已不再是神圣的色彩组合，而成为了城市娱乐业中性感的标志。

还记得温迪眼镜后面，那直视我们的爽朗、坚定的目光吗？她此刻也正用同样的目光直视着站在画面中央的酒吧女苏珊。苏珊的姿态和位置让温迪和我们都成为了站在她面前的顾客。我们和苏珊面对面。这时，按照常理，苏珊总该看看这些顾客吧？但，不！她虽然把眼睛睁得很大，但却是在走着神。现在，连温迪的目光也不得不从这双走神的眼睛上移开了。

但是，温迪转而迅即敏锐地发现了———苏珊正被恋人游乐园现代化的，充满了喜气的电灯所包围。在多个光源的照射下，苏珊的脸愈加显得扁平而漠然。她认为，从这种光下能看到苏珊的悲哀与困惑。然而，我却觉得，这不如说是在这刺目浮华的灯光下温迪自己的困惑。

《恋人游乐园酒吧》在这样的光亮下，呈现出了万花筒般的视觉图像，这时温迪的“放大镜”又开始寻找了。终于，她又发现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即马奈故意歪曲了透视法！在画面的镜子中画上了一个不应该在那里出现的顾客的映象。

温迪指出，马奈试图让观众取代顾客在苏珊面前的站位的精妙创意，但她却回避了一个本质问题：即充满深度感的透视法是在表现基督教秩序世界的过程中走向成熟与“正确”的，但当这个秩序世界已不复存在时，艺术家必然会漠视所谓“正确”的透视，绘画的“上帝”不再是别的，而是画家自己。

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从恋人游乐园———这个马奈的声色场中走出来，温迪开始显得有些疲惫和不安了。然而故事总要有个结尾。温迪的结尾是这样的：“画于重病中的《恋人游乐园酒吧》这幅马奈最后的杰作隐藏了一种无庸置疑的悲哀。酒吧女郎面带被剥削者的悲哀尊严站在柜台后面，犹如瓶里的酒、盘中的水果一样可任人享用。”

我觉得这个带有几分基督式说教的结尾可不像温迪在论述古典艺术时那样有力。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奈艺术的误读。马奈决不是说教性的，他的绘画是反“故事”性的。他既不赞美，也不批判，他只是在充满兴致地描绘他生存和将在其中死去的物质世界。然而这一误读，对温迪却又是如此的合乎逻辑，尤其是在我们被她的基督教故事感动之后。何况，温迪其实也已经触到了马奈这幅画的本质：“他对时间转瞬即逝的体验。”令这“无名一刻永远静止”。